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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云飞渡的博客

 
 
 

日志

 
 

游牧人归来  

2012-03-21 07:03:17|  分类: 社会生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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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舒泥


       天空很透明,有一点微云,阳光雪白雪白的,无遮无盖地晒在枯黄的大地上。浩毕斯嘎拉图皱着眉头眺望远方:四周土地平旷,一条省级公路从他的牧场中间切过去,那些飞驰而过的车辆对他今天的处境没有任何帮助。他要迁场了——在羊群吃光地上的枯草之前,他要离开这个地方。向西150公里以外,他已经借好了一块牧场,那里不像他的家乡一样久旱无雨。20多年前,迁场只是一次普通的“走敖特尔”——“敖特尔”是蒙语的译音,意为“移场放牧”,俗称“走敖特尔”或“走场”。但是现在,土地为不同的家庭经营,迁场变得困难而罕见。

 浩毕斯嘎拉图这次迁场要路过很多人家的牧场,那些牧场的牧民正坐在自家的井上等他,等着收过路钱。他们的草场也同样干旱,但他们不准备迁场,因为他们没有钱付过路费。大片的牧场正在这些定居的牧民脚下退化。

“蒙古人游牧就到1985年,1985年草场一分就不行了。”巴拉沁老人在他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满都保力格苏木(乡)上的家里凝望着窗外不太规整的街道说。2008年夏,我从赤峰到锡林郭勒,在草原上跑了几千公里,穿过了大面积的农垦地区,路过了围栏纵横的定居牧业地区,一直跑东乌珠穆沁旗接近边境的地方,传说这里还有游牧存在。听说我要了解游牧的情况,苏木书记把巴拉沁老人介绍给我,说他什么都懂。可是他却住在苏木上的房子里,远离牧场。

 巴拉沁老人做过嘎查(村)的书记,他所在的嘎查叫巴音布日图,巴音是丰富的意思,布日图是湖水的名字,那里曾经是一个天鹅湖,每到天鹅飞来的季节,湖面上会落着一片白茫茫的天鹅。1985年分草场时,巴拉沁老人正在任上,那时草场上没有房子,没有网围栏,也没有牲口棚圈,而且还有二三十匹一群的狼在草原上活动。那时,上面要求他的嘎查建十三个牲口棚,两个网围栏,牲口棚用于牲口过冬,网围栏用来围住种牛和种羊。巴拉沁老人认为巴音布日图的草原足够广阔,不需要用网围栏给动物分群,为此他和旗长发生了争执。经过争论,旗长最终接受了巴拉沁的意见但是要求他一定建好牲口棚,并且来年要下来检查。就这样,巴音布日图有了最早的固定建筑,十三个牲口棚圈。以后草原上的变化开始变得不可逆转。陆陆续续,每家都有了牲口棚、网围栏,还盖了房子。巴拉沁老人也承认有了房子以后居住更方便,冬天更暖和。尽管房子和棚圈周围的草场大面积退化,房子,还是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多。

 

巴拉沁老人拿来一本挂历,挂历上有一张照片,一队牛拉着勒勒车在缓缓地迁徙。巴拉沁激动地指着勒勒车说:“我来给你讲游牧的事情,这是很重要的。”以前牧户迁移用五至七辆勒勒车,非常灵活,也很讲究。套上牛拉车,第一辆车坐老人和孩子,第二辆车放上最重要的家具——柜子,第三辆车放生活必需品,第四辆车放其他家具,最后一辆车放拆下来的蒙古包。一队车迁移到了地方,手快的人家一个小时就可以把蒙古包架起来,并且让家具归位,一个新的季节的生活就此开始了。那时候没有能源消耗,也没有汽油造成的环境污染。“那时候有了马,汽车、摩托车、手机都代替了。有事骑上马去告诉一趟就都有了。”巴拉沁老人手中的那张照片很美,无边的天空下一队牛拉着勒勒车,披着金色的霞光。

 “游牧从形成到现在,已经存在了几千年。”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主任吉木德道尔基教授对我说。农牧地理性分界带的形成,有人认为根据‘夏家店上层文化’来看应是在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夏家店上层文化”覆盖了内蒙古赤峰、辽宁、河北北部及京津地区,这里大量出土了车马具、兽骨,再加上其房屋遗址的特点,可说明当时生活在夏家店附近的是游牧民族,同时说明游牧在那个时期逐渐取代农耕成为当地的主要文化形态。

 “到了清代,草原上建立了盟旗制度,游牧的范围被划定了界限;到现在,牧民基本游牧不起来了。”吉木德道尔基教授说。 

我决定去巴拉沁老人的牧场上看看。车出苏木,草原上静悄悄的,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几乎看不到任何牲畜,也没有野生动物。开车的大哥叫哈斯巴特,他现在是巴音布日图嘎查的嘎查长。“这里是冬季牧场,我们嘎查的牲畜现在都在夏牧场,在乃林高勒那边。”哈斯巴特大哥说,“游牧这个东西最科学,到了季节你不走,牲畜都要走。这边夏季蚊虫多,牛待着不舒服,到换季的时候,它们自己就往那边走了。”虽然每家都只分到一小块牧场,但是巴音布日图嘎查的牧场比较宽阔,牧民可以在冬牧场分一块,在夏牧场分一块。

 在去往布日图湖的路上,哈斯巴特不断地停车,将地上的草、路边的柳树丛指给我看,告诉我哪一种草可以解渴,哪一种草可以治病。他还将一颗根很浅、茎秆很粗的草掰下来,剥开茎秆的皮,让我尝它的芯子,那是一种水分含量很高的草,酸酸的,味道有一点怪。这是块湿地,水分丰富,生长着含水量丰富的草种,牛羊马吃了这种地方的草可以补充水分,就像在喝水;有些地方,气候干燥,甚至有盐碱,牛羊吃那里的草就像在吃咸菜。水草和碱草要搭配起来吃,而它们的分布区可能相距几十上百公里远。草场分到各户后,有人分到的草场只有水草,有人分到的草场只有碱草。这种区别,外来的人是不会轻易看出来的。

 短短几十年时间里,内蒙古草原发生变化的何止是草场,大量野生物种悄悄灭绝,许多地方的牧草变成了庄稼,连家畜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蒙古族传统上驯养“五畜”,即马、骆驼、牛、绵羊、山羊。其中,马和骆驼的活动范围很大,养一群马至少需要上万亩草场。但并不是说这上万亩草场只能养马,马可以和小畜分享草场。马喜欢最顶稍的青草,它们跑过去吃过后,羊可以跟在后面吃。但是草场划分以后,供养马和养骆驼的整片草场变得很少,牧民们便渐渐放弃驯养大型牲畜,不仅马和骆驼,连牛也减少了。“牲畜品种单一化很不好。” 哈斯巴特说。当我不解地问他这是为什么时,他嘬着牙发愁地看着我,似乎我在问他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回答。“哎!骆驼吃那些比较硬的草,现在没有东西吃,这样不好……”牲畜的单一化,使草的品种也变得单一化,虽然看上去都是绿油油的草原,但是不一样了,只有本地的牧民能看出来,草原不健康了。

 我们路过哈斯巴特家的牧场时,他把车停下来,让我看他牧场上的一只小狍子。在沾满露水,白雾缭绕的草原上,远远的一只孤伶伶的似鹿非鹿、似羊非羊的小动物静静地站着。“它一直在这里,已经三年了。”哈斯巴特说。“几年前,这边的山坡上还有十五到二十只的一群,现在就剩这一只了。”

 打猎是不合法的,但却是这个地方无法祛除的顽疾。在过去的三十到五十年时间里,各种野生动物群落都消失了。上世纪60年代,这里的牧场上有五十多匹一群的大狼群活动,那时巴拉沁老人也参加过打猎,他是一名优秀的猎手。他的前辈反对打狼,年轻时候的他还不理解。后来发现,狼可以防止牲口中疫病的流行——有病的牲畜很快被狼吃掉,病源就不会继续扩散。比起现在用西药防治疫病,狼的作用更加绿色和健康。但是,狼的数量迅速减少了,到1998年,巴拉沁老人还见过十多匹成群的狼,到去年只听人说在一个地方发现了四匹狼,实际上狼已经绝迹了。草原上曾经有数不尽的黄羊,现在也没了踪影。今年雨水好,有一些黄羊跳过边境线,从蒙古国来到满都宝力格地区,但是很快被打光了。除此之外还有旱獭,它是蒙古人传统生活中除五畜之外最重要的动物——皮可以用,肉可以吃,油也可以用。以前蒙古人曾依靠草原上大量的旱獭度过灾年。现在,只是偶尔的,一户牧民上万亩的草场上还会出现三四只獭子,牧民都拿它们当宝贝保护,生怕外人知道。

 

“有枪的人打的。”哈斯巴特说。“谁是有枪的人?”我问。“反正不是牧民。”他笑着说,笑得有点神秘,仿佛在说一个尽人皆知的秘密。传统上蒙古族牧民也打猎,但是打了三千年,草原上仍然有狼群、狍子群、黄羊群和獭子山。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受蒙古古典法律保护。在过去的五十年里,牧民手上的枪陆续以防止打猎的名义被收缴,但是野生动物也灭绝性地消失了。

 另一种威胁在草原上也日渐突出。草原地广人稀,如果要在草原上开一处矿山,需要搬迁的牧民很少,土地占用费相当低,一亩地常常只要几十元钱,最便宜的时候甚至只要两元钱。众多的采矿者蜂拥而入,因为他们能给旗里、盟里带来可观的财政收入,牧民在保护草场反对开矿的问题上总是处于劣势。我们路过一个铁矿山的时候,哈斯巴特把车子开上一个高坡,山顶已经被削平,寸草不生,远远地可以望见一个占地数百亩的污水池。这个铁矿一共打了11口井用于洗矿,有了这11口井,山那边的布日图湖就日渐干涸了。

 布日图湖曾经湖岸清晰,湖盆里长着草和芦苇。现在的布日图湖蚊虫很多,没有天鹅,也没有其他水鸟,湖干了以后,鱼类都死光了。今年雨水大,干涸的湖底新形成了两片不相连的水洼,但依然养育不了水鸟。意外地,我们在湖岸另一侧的湿地上,远远地看见了两只蓑羽鹤,这是一种小型的鹤类,却是这里难得一见的大型鸟类。风吹着长长的草,遮住它们的半个身子。我们举着照相机,深一脚、浅一脚,踏着满地的水试图靠近它们,离着还有数百米的距离时,它们就展翅飞走了。这片湿地也是牧场,蒙古人一直乐意与各种野生动物分享他们的牧场。

 “有了网围栏以后,去哪儿都要绕着走,马走起来太辛苦,很多人都心疼马,就改骑摩托车,我们的传统就这样丢掉了。”当初浩毕斯嘎拉图说这话的时候,我并没有太理解,不骑马很重要吗?除了蒙古人心心念念的马,还有什么传统流失了呢?

 2009年初,我在呼伦贝尔草原曾采访过一位名叫吉德木德的老人。他出现的时候,我正在一个奶茶馆里。老人穿着灰色的蒙古袍,外罩一件狼皮短外套,腰里别着刀。同来的蒙古族干部感叹说:“你看老人多么重视你。穿这样的衣服来见你。”我深感惭愧,我并没有做什么,我记录下来的跟老人一生的经历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老人消瘦而硬朗,带着一副眼镜,很健谈。他年轻的时候是个出色的马倌,那曾经是草原上最受尊敬的职业。后来,他又被委任了一种重要的职务“努图克沁”。努图克沁是专门管理草原的人。一个优秀的努图克沁可以认识三百到四百种草,可以根据云彩的变化判断天气,根据野生动物的迁徙判断当年的年景,预测雪灾、洪水、旱灾和风灾。过去,牧民迁场前都要由努图克沁先去勘查草原,看哪里的草长得好适合度过下一个季节。但是现在老人的经验已经没用了,草场分到各家各户后,牧民无法搬出自家的草场,也不需要人勘察草原了。

“现在三四十岁的牧民放牧真是乱放,七八十岁的老爷子还真有两下子,但是又没人听他们的。现在当家的牧民都是六七十年代长大的,他们受的都是批判父辈的教育,老一辈很多放牧的技术都没继承下来。”年轻的牧民宝音说。宝音就是这么个不太会放牧的牧民,他很少参加家里的劳动,经常去外面学习,在本地区调查,走访牧户,还弄来电脑和网线,建了草原信息站。

 宝音的家在东乌旗西边的额吉淖尔,过去的额吉淖尔苏木就在盐湖边,现在撤掉了,并到四十公里以外的哈日高毕。苏木的南边有一所学校。学校已经被撤销了,空荡荡的校舍划给宝音做信息站。宝音只需要其中的两间小教室,其他整整三排房子都空着。洁白的少先队员吹号的雕像还立在操场的旗杆旁,这里已经没有学生做操了。

 宝音见到我后就缠着我给他写宣传单,让牧民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他说现在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孩子们从小有将近十年的时间在城里上学,每天坐在教室里不参加劳动,长大了什么活都不会干,也不能在城里就业,希望牧民们重视这个问题,至少让孩子们利用假期多多参加劳动。

 三年前,内蒙古开始撤并学校。苏木、嘎查的中小学校全部撤销了,有些原来甚至是自治区的重点学校。学校撤销后,孩子都必须去旗里、盟里上学,有些孩子的家距旗里有四五百公里远。家长则不得不放弃牧场上的劳动到城里去陪孩子,由此带来缴纳房子租金、几百公里来往路费,使本不富裕的牧民的经济雪上加霜,父母两地分居还造成更多的问题。过去男孩子长到十几岁就骑上马去放牧,长辈们通过他们的表现,挑选未来的马倌,现在有些十几岁的孩子竟然还没有见过马,以为马是图片上那些不动的东西。

 教育,是当代牧民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很多牧民家里有广阔的牧场,上千的牲畜,完全有条件传给下一代,却面临无人可传的境地。孩子们都在城里上学,从小远离牧场,毕业后尽管能留在城里,能选择的职业却只有开蒙餐馆、唱歌跳舞和当保镖这三种,很少有人从事对改善牧民生活有价值的行业。现代教育对草原未来的作用如此苍白。

 在满都宝力格苏木时,巴拉沁老人曾这样告诉我:“教育首先是本民族的东西:文字、文化、父母教的做人的道理,然后才是别的东西。”他希望孩子能在家庭和草原的文化氛围中成长,通过家庭教育,将众多的知识从上一代传到下一代。

 从巴音布日图嘎查的冬牧场到夏牧场乃林高勒,大约有80公里的距离。一进入乃林高勒,气氛明显不一样了。山头上到处是羊群,像绣了满地的白花,几乎每过一个山坡,就有一个蒙古包。我们在一个蒙古包中歇脚、吃饭,这个包的主人叫那木吉勒道尔吉,是这里的羊倌。“如果草场不分,这里可以养育更多牲畜。”那木吉勒道尔吉用他那种蒙古人特有的忧郁目光透过蒙古包矮小的门注视着牧场。牧场青绿青绿的,远处是山,晨雾中有点苍翠,近处是一片巨大的向下倾斜的洼地。1700多只羊生活在从那边山头到这边山后的广阔土地上。今年丰富的雨水给了土地丰富的绿。

 那木吉勒道尔吉不是本地人,他来自锡林郭勒盟南部的正镶白旗,那里的自然条件本来要比东乌珠穆沁旗好,年均降水量大一些,但是由于离汉族地区较近,大量移民涌入,很多土地被开垦为农耕地,人均草场面积很小,只有三五百亩,大约相当于东乌旗人均草场面积的十分之一,已经完全不可能四季搬迁,草场退化现象也非常严重。六年前,那木吉勒道尔吉为了孩子们的学费随熟人北上,来到了牧场宽广的东乌珠穆沁。在这里,那木吉勒道尔吉找到了他童年的草原。不能说那木吉勒道尔吉是自觉回归游牧,但至少是自愿的。

 那木吉勒道尔吉住着自家的蒙古包,赶着牲畜四季搬迁,这里距离秋营盘35公里,距离冬营盘80公里,虽然迁场的路上要路过很多别人家的土地,但这里民风还好,没有人收过路费。

 浩毕斯嘎拉图也挺幸运。他那一次迁场,本来应该交一笔巨额过路费的,可是他面子大、有名气,并没有花买路钱。浩毕斯嘎拉图选育的种公羊在种羊大赛中得了第一,成了牧民中远近闻名的人物。他是哈日高毕嘎查的嘎查长,为恢复游牧作了革命性尝试,说起来也是巧合,“浩毕斯嘎拉图”在蒙语里的意思就是革命。

 1999年到2001年,哈日高毕嘎查遇到了连续三年的旱灾,到了2003年又遇到了一次小型旱灾,全嘎查一下子有40多户变成了贫困户。嘎查里比较有头脑的牧民觉得不能再单干下去了。在浩毕斯嘎拉图的带领下,牧民们开始筹建合作社,最早的合作社只有八户牧民。现在已经发展到五六十户。合作社最先开始做的并不是拆除网围栏,合并使用草场,而是建成了一个200亩的青饲料基地,这是当时政府支持并提倡的项目,在当时为旱年牧民草料不足解了燃眉之急。但是青饲料基地是在干旱草原上种植草料,耗费了比内地多得多的水,而这里是最缺水的地方,无疑给草原生态造成了新一轮的破坏。建青饲料基地只是没办法的办法。

 

接着,浩毕斯嘎拉图做了一件“单打独斗”绝无法实现的事情,就是选育种畜。乌珠穆沁羊名声在外,但是单户人家繁育的种羊三四年就不能再用了,因为近亲繁殖会造成退化。于是浩毕斯嘎拉图把大家组织起来,形成各家种畜交流机制,如此羊的品质可得到改善,牧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只肉羔的价格约三百元,而种羔要卖四五百元。浩毕斯嘎拉图希望以后他们嘎查只卖种羊,不卖肉羊,这样就可以减少放牧,减轻草场压力。

 

除了牧民间的互助合作、临时性的分工协作,浩毕斯嘎拉图还倡导成立哈日高毕牧业协会,为牧民统一购买药品、草料,节约生产成本。协会还准备把劳动力集约使用,有专业的牛倌、马倌、羊倌。其实,不单是浩毕斯嘎拉图所带领的嘎查,21世纪初很多牧业草场的牧民都组成了各种形式的牧合组织,这是牧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游牧文化传统的回归。

 浩毕斯嘎拉图带领的协会里的牧民一致认为,恢复游牧是保护草原生态环境最有效的办法,虽不指望还能像过去那样一百公里、上千公里的游牧,但是大家觉得在嘎查范围内拆掉一些网围栏,按季节合理使用草场可以在经济、生态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围在网围栏里,羊就是不吃,走来走去也踩啊!”浩毕斯嘎拉图说,“现在都盖房子了,人是搬不动了,但是牲畜可以动。”但是现在想恢复这样的游牧也很艰难,因为不是所有牧民都参加协会;协会成员间的牧场还不相连,无法拆除网围栏;牧民的牲畜数量也不同,草场的面积和质量也不同,怎么折算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虽然道路还很遥远,但是协会已经成功帮助牧民减少了投资成本,增加了收入,增加了抗风险能力,一股开始恢复游牧时代的合作精神已经悄然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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